有一种理想名为大学-财经网

《礼记》中有一篇文章名为《大学》，秦汉之际儒家的作品，讲的是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道理， 是“四书”之一，“大人”的学问，是未来的君主、栋梁领导天下的必修学问， 重要性不言而喻。

在古代，大学也是一种机构的名称，主要功能是整理、研究和传播高深领域的知识，三皇五帝时就有，到了汉朝名为“太学”，隋唐以后是国子监，唐朝以后是书院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西学引入，成立于1895年的北洋西学学堂 (今天津大学)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大学。建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，初名京师大学堂，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，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，在中国近现代史上，北京大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百年来的历史进程。建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，初名清华学堂，当时是清政府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，1928年更名为“国立清华大学”。“大学”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现代教育制度，正式确立。

科教兴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的长期战略，建设“世界一流大学”也是诸多大学的跨世纪目标。但全面审视现在的中国大学教育，在硬件升级、院校合并与数量扩招等表面繁荣与喧嚣之外，充盈着更多对停滞经年的大学教育制度之变的批评与忧思。

当下中国面临着四大重建：制度重建、文化重建、价值重建和生活重建，这四大重建，都必须有新思想、新思维和新的想象力，这是大学应该提供的。现在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和变革时代。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全世界每个国家都病了，所有的现行社会制度和现行社会发展模式都出现了危机，因此都在呼唤着经济变革。过去的解决之道是学苏联模式或学美国模式，现在又有人提倡学习瑞典模式，但是这些模式本身都暴露出问题。这就需要新创造和新思维， 超越现有模式。

世界科技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发展。我们甚至很难预计它将会怎么发展，科技发展将会对整个社会提出新的质疑，这需要我们的理想大学回答。也就是说，当下无论是国内国外都需要新的批判力想象力来回答，这正是大学的革命性功能。

不独立，则无大学；无大学，则无大国。有大学，方有大国。大学与现代化中国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，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。引申其意，不外乎：大学无生气，未来无希望，精神不独立，思想不解放，人才不积累，薪火无传承。

刘道玉：

理想主义者心中的理想大学

1977年，刘道玉出任国家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，1981至1988年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，他倡导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，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率先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：学分制、主辅修制、转学制、插班生制、导师制、贷学金制、学术假制等等，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，其改革举措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由于受到保守势力的

阻挠，1988年3月6日，刘道玉被免去武汉大学校长职务。但刘道玉却被誉为“永远的校长”、“武汉大学的蔡元培”。

刘道玉是一个教育理想主义者，励志教育改革，在30多年教育改革的道路上，历经曲折，但是至今理想未泯。

刘道玉认为，当前中国大学教育已经陷入危机之中，教学质量严重下降，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，研究生泡沫化，学风浮夸和学术造假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素质严重下滑，教育产业化或变相产业化愈演愈烈，大学中的铺张浪费严重，债务累累，官本位越来越严重……

大学的危机，既有思想危机，也有结构性和质量危机。

制定改革方案需要教育理想做指引，否则只能是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，根本无助于彻底改变目前的大学教育乱象。

有多少求学者和谈论教育者，就有多少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。刘道玉理想中的大学是什么样的？ 它们应该具备以下特征：

以人为本。人是自然发展的产物，人既是教育的出发点又是教育的终极目标，人的教育必须遵循自然法则，个性和智慧的解放是教育最高目标。理想大学必须以人为中心，人的自由、权利、尊严、志趣和选择权都必须得到尊重，实行人性化的教学与管理，使人的个性和智慧得到充分的解放。

大学独立。大学不仅相对于国家是独立的，而且相对于市场、公民社会或国际市场也是独立的。大学一旦失去独立性，就会被政治化或功利化。正如德国哲学家阿伦特所说：“当大学确立了为利益集团服务方针时，无疑等同于自杀。”

思想自由。完全的个人自由和个性的发展，不仅仅是个人幸福之所系，而且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。自由不仅意味着摆脱限制，而且也是对于必然的认识。

学术至上。理想大学的师生必须以学术为终身志业，安贫乐道从事纯学术研究，敢冒研究工作中的风险，勇于为行为后果承担责任。

民主学风。理想大学是无条件提出真理的地方，而不依赖、不抱偏见、不迷信权威和敢于质疑、争鸣的民主学风是创造的根本保障。

创造不止。理想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创造，因此创造精神必须贯彻到学校的一切工作领域里，教师为创造而教，学生为创造而学。

刘道玉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学术至上的创造乐园。它们追求终极真理目标，致力于研究科学前沿和人类最紧迫的问题，做出传承百年的大学问，为人类长远的福祉做出贡献。

顾明远：

让真理与你为友

中国教育学会会长、北京师范大学原副校长顾明远，被认为是中国教育的“大哥大”，中国“比较教育研究之父”。他的家中到处是聘书，如果把聘书堆起来，比他本人还高得多。

“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”、“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”是顾明远经常挂在嘴边的话。在这位谦和、朴实的老人心中，大学的理想应该就是大学的本质，大学的本质就是“求真育人”。

求真是大学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。研究学问，创造知识，都是求真，是为了认识世界，追求真理。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创造新的知识，新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。新的知识必须是真的知识而不是假的知识。因此理想的大学就应该有求真的精神。哈佛大学的校训就是“让柏拉图与你为友，让亚里士多德与你为友，更重要的是，让真理与你为友”。我们现在的大学就是缺少这样求真的精神，也缺乏求真的大师级人物。特别是近些年来，大学浮躁，为了排名，为了获奖，不惜粗制滥造，制造假的知识，甚至抄袭之风盛行，连大学校长都抄袭文章。失真是当前大学文化的腐蚀剂。

育人是用人类已经创造的知识和教师求真的知识和价值观来育人。培育人才毋庸解释，大家都理解。但是大学的育人与其他社会机构的育人不同，它是在求真中育人，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得到的新知识来育人。研究学问，凡是科研机构都要研究学问，但是他们没有培养人才的任务，当然他们在开展科研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培养年轻人，但那是它的衍生物，不是主要的任务。中小学、幼儿园都是育人的机构，但是他们主要是传授现存的知识，没有科研求真的任务。只有大学又要开展科研，又要培养人才，而且要用科研成果来培养人才。所以说求真育人是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机构的本质特征。

大学要求真育人，就要有真正能够带领学生求真的教师。这样的教师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，带领年青学子开展科研，创造知识，还要以个人的睿智、人格魅力培育和影响人才，引领学界追求真理。人们常常讲，大学要有大师，正如梅贻琦所说的：“大学者，大师之谓也，非大楼之谓也。”什么样的教师能称得上大师？恐怕除了有渊博的知识外，还要有一种引领学界的精神。大师最重要的精神是什么？是求真。像季羡林先生、任继愈先生、钱学森院士为我们树立了大师的具体形象，他们最重要的精神就是求真，一辈子不论遇到什么风吹草动，坚持追求真理不动摇。因此，大学的理想要重在教师的学风建设和人格建设上。大学要靠教师来求真育人，那么教师就是大学主体，所以提出教授治学，要去行政化。理想的大学应该实行科学化、民主化管理，充分发挥教师，特别是教授的作风，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。

杨东平：

大学是道德源泉

教育和文化学者杨东平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改革、生态环境保护、历史文化保护等问题，他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境保护组织“自然之友”的副会长，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。在他看来，大学无精神、大学无操守已经使大学处于危险之地。大学本应成为道德源泉，清水衙门或道德的净化机。社会的道德应该有两个标杆，一个是官员一个是学校，如果这两个标杆都缺失的话，这个社会就岌岌可危。因此强调大学的理想和操守是非常重要的。

中国目前的教育改革有两个缺失：一是缺乏对改革的理想共识。虽然大家都说要改革，但到底追求的目标是什么？并没有真正达成共识。

第二个困境是缺失动力。改革被现实利益、部门利益、既得利益所绑架。因此我这些年的工作更多在体制外，在基础教育，因为在这些领域还能够做一些事，做一些改变。而且，在社会参与的过程中，关于改革的理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教育改革的动力机制到底是什么？大家都希望有一个顶层设计、自上而下的革命性变革，但是这种改革是不可期待的，不知什么时候能降临。其次，这种疾风暴雨、改天换地的改革一旦到来，往往也是不太可靠的。叶圣陶说过教育是农业，不是工业。没有新的教育理念的践行者，没有无数个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个人，自上而下的整体性制度变革也不见得能够取得预想的效果。

加拿大著名的教育专家迈克·富兰的研究认为，世界各国的许多教育改革都是轰轰烈烈开始，最后无疾而终。因为改革本身就是个不确定的非线性过程。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创新动力还是在于学习型组织和学习型个人，而不是来自强制性的制度规定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非常强调教育家办学，如果没有一批好的教育家，再好的教育理想也仅仅是一种理想。

在这种实践中，我们能感悟到一种较真实的教育改革的启动机制和实现模式，教育改革的动力来自如下一些方面：

以地方政府、基层学校为主的自下而上的教育实践和探索。做出一个一个的实验，建立一个一个的生长点。我们更看好的是一些新学校，如南科大的改革，通过特事特办、新事新办，打破现有的制度束缚，给他们充分的自主权来进行探索。

开放促进教育创新。这和经济领域的改革是类似的。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为什么富有活力，原因之一是高校生态的多样化，国立大学、私立大学，还有国外的教会大学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有四个境外的大学落地，如宁波诺丁汉、西交利物浦、珠海联合国际学院等。最近这一过程在加速，又有新的“洋大学”落户，如上海纽约大学开始招生，

与杜克大学的合作也在进行之中，广东也准备与四所香港地区的大学合作办学。开放才能促进教育的多元化，通过资源型竞争向体制性的竞争转变，形成良性的高教教育生态，促进高等教育改革。

网络促进教育改革和创新。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以知识经济、互联网为特征的新时代，我们要考虑这种新的时代特征、新的技术和社会结构以及成长的一批新人。它对教育的改变已经清晰可见，将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现在的教育面貌。丰富的网络资源、开放课程，可以真正实现个性化的自主学习，现有的教学都有可能被网络所取代，其对现有教学的冲击是可以预期的。目前境外的大学都已经将所有的教学管理和辅导实现在线化，包括作业修改和讨论等都可以在网上呈现和实现。

社会组织促进教育创新。这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变革途径。许多社会组织都做过办学的尝试，如聂圣哲在安徽休宁创办的“鲁班木工学校”，自行授予“匠士”学位；创办的“立人大学”，以及朱永新老师的新教育实验举办的“网络教师学院”等。可以采用师徒式私相授受的教学，最后提交一篇论文或论著，认可你毕业，如齐白石、郭德纲授徒那样。这种社会化的学习，打破了国家对文凭和学历的控制，当这种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传统的学历观念就会被逐渐改变。

企业促进教育创新。当前我国企业对教育基本是失声的，限于对毕业生质量的抱怨和不满，但却无能为力。这和国外的情况完全不一样。在知识经济时代，高技术企业直接参与知识生产和创新过程，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动力，例如美国上世纪90年代以来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，包括推动网络公开课程等，主要是微软、IBM等高技术企业。这对中国教育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作用。